文章刊载于《学习时报》2020年10月16日第3版

—核心阅读—

疫情期间，健康码成为控制疫情的重要工具。通过“政府授权、企业开发”的模式，健康码集纳个人的家庭地址、行为轨迹、接触人群等信息，实现了对疫情的精准、高效防控，但从信息安全考量，要认真设计健康码制度，实现依据法定化、使用严格化，让数据分析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有力帮手。

疫情期间，健康码成为控制疫情的重要工具。通过“政府授权、企业开发”的模式，健康码集纳个人的家庭地址、行为轨迹、接触人群等信息，实现了对疫情的精准、高效防控。健康码的实质是通过收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与其他数据库相结合，是大数据时代高效的社会管理工具。正因如此，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在疫情控制领域之外开发健康码的其他功能，例如，有些城市使用健康码对接电子健康卡、电子社保卡等电子证件，可以完成挂号、就诊、取药、开电子发票等功能，实现一码就医。有些地方尝试将“随申码”升级为给市民和企业提供生活、工作、经营等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。诚然，健康码可以升级为全能的数字化身份证或全能码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虽然健康码可以准确控制疫情、高效管理社会，但也存在着侵犯公民隐私的危险，需要认真设计健康码制度，实现依据法定化、使用严格化，让数据分析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有力帮手。

明确健康码的双刃性

社会治理数据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。如果疫情期间仍然靠传统的填写表格、盖章证明等方式控制风险，会浪费大量人力资源，也无法做到精准防疫和快速复工生产。与国外相比，中国的疫情控制相对较好，这与数字化防疫措施密切相关。

但是，数字化治理有双刃性。用之得当，是社会治理的良好助手；用之不当，则是侵犯公民隐私的危险工具。健康码需要分析个人的身份信息、人际关系和交通活动等，会暴露个人的隐私。在网络时代，由于个人信息的泄露，骚扰电话、广告推销、精准诈骗及跟踪型敲诈等乱象频繁出现。而且，保护隐私有天然正当性，因为它是人之尊严的一部分，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随时被监控的社会环境中。现代国家都认为保护个人信息是维护人之尊严的当然要求，政府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首先考虑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，未来在使用、升级健康码时必须遵循“同意原则”而不能强制推行。目前，有地方政府准备依托健康码，把医院挂号、处理交通违章、申报企业事项、提取公积金等窗口集合成全能生活码。这一举措当然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，但数据化管理不能一刀切，应当给群众不同办事方式的选择权，改变“不同意无选择”的现状。愿意让渡个人信息而选择效率优先的市民，可以给予支持；对于注重保护隐私而喜欢传统政务方式的群体，也不能歧视。

法定化是健康码存续的必要条件

个人行踪轨迹是现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个人隐私，政府和企业对其使用应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。2020年２月４日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颁发了《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鼓励企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，在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时，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确诊者、疑似者、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。根据中央文件推出健康码的应急措施，符合紧急情态下社会和公众的利益。

健康码收集、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，需要法律细化规定。健康码就是检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试金石。收集、处理个人信息的健康码必须于法有据，未来的“个人信息保护法”作为上位法，应对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作出明确授权，并赋予用户对被收集信息的删除权，改变“只收集不删除”的现状。同时，对健康码、生活码等准电子身份证明，国家需要****相关行政法规，规范其适用的范围、条件、程序，尤其应对个人信息的保管责任以及泄露的救济方式作出明确规定，推动健康码从“应急码”成为“法定码”。

严格化是健康码存续的充分条件

数字化管理的要义是提高行政效率，而非对人进行数字化标识。只有把健康码等个人信息搜集App纳入法律监管的轨道，才能严格限定其使用规则，防止侵犯个人隐私。这种严格化至少应当包括几方面。

严格确保信息使用匿名化。政府或企业在征得个人同意后可以使用其个人信息，但使用时要对其信息进行脱敏处理，防止识别到具体个人，“合法使用个人信息也要脱敏”是国际共识。在大数据时代，不脱敏使用的个人信息存在极高隐患，相当于让个人在网络空间裸奔。健康码的相关信息一旦泄露，轻则导致个人受到就业歧视（如来自疫区的群体），重则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从而引发电信诈骗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。因此，匿名化使用信息是健康码的基本要求。

严格限制使用的时空条件。一方面，对多数群体而言，健康码应当限制收集信息的时间区间，不应全天候而只能在特定时间（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）收集个人的行踪轨迹等。即便基于公共利益也应当有所限制。另一方面，健康码的使用区域应当有所限制。对长期无危险的地区（医院、车站等特殊场所除外），以及低风险区域（如小区、公园等）的群体使用时，应当进行合理性评估。

 • end •